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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中國智慧社會建設的風險表現、分析及防范研究

2019-04-12 08:57 來源: 電子政務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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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全生命周期視角,分析智慧社會建設在戰略規劃階段、建設實施階段和運營維護階段的不同風險表現。其中,戰略規劃階段的風險包括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性、戰略定位的趨同性、政府決策制定偏差和法規政策體系缺位;建設實施階段的風險表現為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公眾參與“悖論”、資源分配“馬太效應”、城鄉一體化建設失衡和規范標準缺失;運營維護階段的風險來源有兩方面,一是系統管理和運行風險,包括運營維護模式的可行性、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二是系統衍生性風險,主要是信息滲透導致的文化沖突。為有效防范智慧社會建設風險,需要順應智慧社會建設各階段的風險演進規律,構建系統協同的風險管理體系,有效把握風險防范重點,積極化解風險防范難點。

  一、引言

  智慧社會是高度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社會,其基本特征是在數字化基礎上實現萬物感知,在網絡化基礎上實現萬物互聯,在智能化基礎上使社會更加智慧。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系統性和深層次的變革,智慧社會必將繼續深刻地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甚至顛覆既有國際競爭格局,因此全球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相繼提出并落實“智慧社會”戰略舉措。值得關注的是,2012年9月韓國政府發布《智慧社會和智慧韓國的未來戰略》報告,認為智慧技術的發展引發人類從信息社會走向智慧社會,并據此提出建設“智慧韓國”的發展目標;2016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致力于嘗試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對各領域的協調實現智慧型服務社會。

  我國對智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將“智慧社會”建設作為“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的落腳點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出要為建設“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3]。基于我國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方面的領先發展態勢,智慧社會成為新時代不同于其他歷史階段的重要表現。然而,當前我國智慧社會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在由傳統社會形態向智慧社會過渡和轉型過程中,由于復雜多元的社會問題呈現和社會利益分化,以及技術迭代加速帶來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高度復雜性和模糊性等挑戰[4],使得智慧社會建設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因此,研究智慧社會建設風險有助于我國政府部門對智慧社會的未來預期有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實現智慧社會的可持續建設與發展。

  二、智慧社會建設風險表現

  (一)智慧社會建設風險的內涵界定

  事實上,當前國內部分學者已經關注到我國智慧社會建設面臨的潛在風險。諸如王波等認為,智慧社會建設的挑戰與風險主要來源于“基于技術決定論的觀點將智慧社會發展等同于ICT的不斷突破”,因此產生信息壟斷和“數字鴻溝”等問題;朱啟超和王姝率先從社會認知程度不高、安全風險的可控性、倫理道德和法律因素等角度綜合探討了智慧社會建設所面臨的挑戰與風險[6];孫田田通過闡釋智慧社會分布式的認知與傳統責任觀之間、人工智能與道德批判之間的關系,具體探討了智慧社會發展可能遇到的倫理挑戰和風險[7]。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有效識別智慧社會建設的風險因素,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然而,智慧社會建設是一個全面系統的過程,包括戰略規劃的制定、建設方案的實施以及建設完成之后的管理維護等整個建設過程的所有內容,已有研究偏重于從靜態的視角分析智慧社會建設面臨的狀態風險,卻忽視從過程的角度分析智慧社會建設不同階段的風險表現。

  風險是復雜系統中的重要概念,被定義為“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產生損失的可能性”[8]。在本研究中,智慧社會建設風險是指在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基于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單因素或多因素作用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非預期后果,其目的是考察這種不確定性及其非預期后果對實現智慧社會建設目標的影響程度。具體而言,需要從多維的角度理解智慧社會建設風險的內涵:首先,智慧社會建設風險是涉及從戰略規劃制定、方案實施再到管理維護等整個建設過程的風險,其核心任務是分析并得到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可能引起不確定性和非預期后果的關鍵要素;其次,智慧社會建設風險是面向智慧社會基本目標的風險,其關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單因素或多因素對智慧社會基本目標實現的影響力;最后,智慧社會建設風險有別于智慧社會風險,與智慧社會風險側重于從靜態的角度關注智慧社會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不同,智慧社會建設風險則是一種基于智慧社會建設全生命周期的過程性風險。

  (二)智慧社會建設過程及其風險表現

  在國際上,項目全生命周期理論一般將項目建設周期過程分為啟動期、規劃期、實施期和完成期等四個階段[9]。而項目生命期集成化管理理論(Life Cycle Integrated Management,LCM)則將周期過程劃分為決策階段管理(decision management)、實施階段管理(owner project management)和運營階段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并據此對建設項目進行整體系統分析、優化和協調,從而實現建設項目全生命期的目標[10]。盡管上述理論對項目生命周期階段的認識不同,但本質上都將項目建設視為持續發展和不斷創新的過程,它從理念形成、戰略規劃開始,經過技術、資金和人才等各種資源充分整合到具體建設實施中,到完成功能架構、制度建設和推廣應用,最終實現項目管理和運營的系統性與協調性。

  智慧社會作為一項系統性的建設工程,同樣具有與一般項目工程的共性,其建設過程必然要經歷從理念形成、戰略規劃制定階段,到資源整合的建設方案實施階段,再到保證系統穩定運轉的運營和維護階段的全生命周期,而風險也潛藏于智慧社會建設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基于此,本研究將智慧社會建設過程劃分為戰略規劃階段、建設實施階段和運營維護階段(參見圖1),并據此分別探討智慧社會不同建設階段所面臨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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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在智慧社會建設的全生命周期中,由于各階段的建設內容和重點不同,導致其面臨的風險表現也各不相同。首先,戰略規劃階段是從宏觀上考慮形成和制定智慧社會建設的基本理念、戰略定位、規劃方案、現有或未來的法規政策體系等條件,與之相應的風險表現為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性、戰略定位的趨同性、政府決策制定偏差和法規政策體系缺位等。其次,建設實施是指在戰略規劃的指導作用下實現智慧社會建設目標的過程,該階段包括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公眾參與“悖論”、資源分配“馬太效應”、城鄉一體化建設失衡和規范標準缺失等風險因素。最后,運營維護階段關注智慧社會系統的“正常運作”,其風險來源有兩類:一是系統管理和運行風險,表現為運營維護模式的可行性、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二是系統衍生性風險,主要是信息滲透導致的文化沖突。

  三、智慧社會建設風險分析

  (一)戰略規劃階段風險分析

  戰略規劃是智慧社會建設項目管理過程的第一階段,該階段的主要內容側重于從社會發展的戰略全局出發研究制定智慧社會建設的價值理念、戰略定位、決策方案和法規政策體系等。與上述內容相對應,具體分析智慧社會戰略規劃階段可能面臨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性風險、戰略定位的趨同性風險、政府決策制定的偏差性風險和法規政策體系缺位風險。

  ⒈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性風險

  智慧社會的基本形態是通過“無處不在的網絡”,全天候智慧化回應人們的一切需求,全天候智慧化應對人類與自然的一切突發事件,從而保持其和諧可持續發展[11]。盡管智慧社會的建設離不開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的支撐作用,但以人為本應該成為其價值理念的本質體現。然而,當前對智慧社會的理解過于局限在技術范疇,并將智慧社會發展等同ICT的不斷突破[5],表現為過多強調基于技術導向的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和各個業務系統的建設,追求領先的網絡信息技術在社會管理、服務和基礎設施等領域中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忽視社會資本、公眾參與度和實際社會需求等問題,導致難以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觀,最終可能會使得智慧社會的系統功能與社會實際發展所需相去甚遠。

  ⒉戰略定位的趨同性風險

  盡管智慧社會建設的整體頂層設計和引領戰略往往是確定的,但我國不同區域和城市的具體建設方案和步驟應該依照自身社會發展的信息化水平、經濟狀況和文化特征等基礎條件而定。當前,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相繼提出并積極落實“智慧社會”戰略舉措,國家層面的支持和鼓勵往往產生巨大的慣性推動力,形成在世界范圍內通過借鑒諸如日本“超智慧社會”(Super Smart Society)建設方案,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暫時領先的建設經驗來制定智慧社會發展規劃、加快智慧社會建設進程的局面,但是卻未能充分考慮所在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可能導致模式嵌入的不適應以及帶來智慧社會建設戰略定位的趨同性風險,甚至可能造成各國家和地區在人才、資本、技術等高端資源配置上的競爭和資源浪費。

  ⒊政府決策制定偏差風險

  智慧社會建設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系統的整體性升級甚至躍遷,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這種復雜性給政府部門管理者的決策制定帶來較大風險。當前,政府的管理決策制定主要采用兩種模式:一是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單向度控制與集中型決策;二是以市場和社會為導向的“自下而上”的協同合作與分散式決策[12]。在智慧社會建設的政府決策制定過程中,倡導企業、社會團體和公眾等整個社會系統“自下而上”的參與,建立起政府與整個社會系統決策力量之間的良性循環,是提高政府決策質量的基本保證。但是,由于當前我國存在行政體制和權力關系的局限、公眾參與“悖論”等問題,管理者在進行決策分析時很容易采用政府主導的單向度控制和集中決策,難以避免出現決策制定偏差的現象。

  ⒋法規政策體系缺位風險

  智慧社會強調新的網絡和數據環境對社會活力的激發作用,因而勢必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方式,那么原有的用于約束人們社會行為的法規政策的適用邊界也必然會被打破,重新構建適應智慧社會需要的新型法規政策體系是大勢所趨。然而,法規政策體系的構建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相對緩慢的過程容易導致原有法規政策體系與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更新以及智慧社會變革之間的脫節,模棱兩可的法規政策環境將造成智慧社會建設缺乏正式的制度引導,在信息技術應用過程中便容易出現法規政策的“空白地帶”,尤其以用戶隱私與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問題最為突出,這必將阻礙智慧社會建設的縱深發展。

  (二)建設實施階段風險分析

  智慧社會建設實施是基于現有智慧社會戰略規劃的指導作用,統籌協調經濟社會系統的技術、資金和人才等各類資源要素,并通過有效的組織管理活動實現發展目標的過程。整體上,該建設階段的風險主要包括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風險、公眾參與“悖論”風險、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風險、城鄉一體化建設失衡風險和建設規范標準缺失風險。

  ⒈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風險

  在當前協同治理的時代背景下,實現跨越政府部門邊界的協同是推動社會變革與創新的必然選擇。協同理論認為,系統能否發揮協同效應是由系統內部各子系統的協同作用決定的,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協同、合作或集體行動的有效性,直接影響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13]。智慧社會建設是一項相當復雜的長期性工作,需要政府部門與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等多元主體之間開展持續的跨界合作,實現“1+1>2”的“互補效應”和“協同效應”。組織協同的潛在效能使我國在協同政務、政務云平臺、遠程辦公等協同機制的建設方面不遺余力,然而當前整體上仍屬于信息化社會建設的初步成果,組織協同的領域、內容和效果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難以滿足智慧社會建設對社會各領域力量或資源高度整合的需求。

  ⒉公眾參與“悖論”風險

  在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公眾參與“悖論”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象征性參與過度,諸如當前政府網站的功能和應用仍停留在政策文件發布、政務活動告知等向公眾單方向提供信息與在線服務階段[14],而有關“建議征集”“民意調查”等互動性內容則更新緩慢;二是實質性參與無力,公眾相對于政府部門、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而言,在信息獲取和分析方面始終處于弱勢地位[15],政府和公眾之間難以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對話機制,導致公眾的真實訴求無法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切實表達。公眾參與“悖論”風險的存在,容易造成公眾在智慧社會建設的規劃、監控和評估過程中的參與程度不夠,政府作為單一的建設主體缺少多元力量的平衡和制約,甚至獨自成為智慧社會建設的“運動員”和“裁判員”。

  ⒊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風險

  馬太效應由社會學的創始人默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其實質是一種優勢積累效應,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當前,馬太效應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種普遍現象[16],也將難以避免地體現在我國智慧社會建設進程中的資源分配領域。即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區位、交通和國家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優勢,因此對技術、人才和資金等資源的流動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容易導致在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都涌向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由于自身發展力的不足難以獲得充足的資源。最終基于“馬太效應”的勢累積作用,經濟發達地區始終握有優質資源,這不僅造成智慧社會發展速率失衡,而且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分化將產生更多新的社會矛盾,這與智慧社會致力于實現“人類美好生活”的初衷是相違背的。

  ⒋城鄉一體化建設失衡風險

  智慧社會是一種大融合型的社會新形態,其關注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智能化應用服務對全社會資金、人才和技術等資源由城市流向農村的帶動作用,通過徹底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實現整個社會的城鄉融合一體、無差別社會服務和無區別品質生活[11]。因此,城鄉一體化的本質是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相互融合,以及在經濟、政策(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協調發展過程。然而,由于我國城鎮化進程在時間維度上極度壓縮,城鄉經濟社會系統各要素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17],隨著資源要素在競爭市場中大規模自由集聚和流動,城鄉發展的差距迫使資源單向流動趨勢明顯,而同時政府部門對各種資源要素的發展秩序缺乏有效的治理,將加劇城鄉一體化發展失衡和激化社會矛盾的可能性。

  ⒌建設規范標準缺失風險

  智慧社會建設離不開規范標準的引導作用,制定完善的建設規范標準體系能夠為各地智慧社會建設程度、水平和效益評估提供統一依據,也將為政府部門從整體上綜合分析各地區智慧社會規劃和建設情況提供統一維度。然而,由于當前我國的智慧社會建設尚處于“窗口期”[18],導致在數據傳輸控制技術、智慧基礎設施建設、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嚴重的標準缺失問題。盡管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已制定《智慧城市評價模型及基礎評價指標體系 第4部分:建設管理》(GB/T 34680.4-2018),但由于智慧城市與智慧社會之間的明顯差異性,其僅對智慧社會建設起到指導性作用而難以有實質性的法律約束效力。智慧社會建設是一項需要漸進的、分階段逐步實施的龐大系統工程,規范標準的缺失容易出現不同地區或部門各自為政以及建設標準混亂的問題,即各地區都有自己不同的標準、各標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無助于資源要素智慧互聯、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實現資源共享。

  (三)運營維護階段風險分析

  智慧社會旨在通過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和服務感受,實現管理的精細化、服務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的全響應等[19]。該目標的實現,需要在按照戰略規劃目標完成建設任務的基礎上,對智慧社會系統進行運營維護以保證其安全穩定地運行。運營維護階段的風險主要有兩類:一是系統管理和運行風險,表現為運營維護模式的可行性風險、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風險;二是系統衍生性風險,尤其是信息滲透導致的文化沖突風險。

  ⒈運營維護模式的可行性風險

  智慧社會運營維護模式的可行性風險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在主體責任落實方面,智慧社會建設涉及到住建部、發改委、工信部等諸多重要部門,因此在智慧社會建設完成以后難以確定其運行維護的主體責任,容易出現當系統運行故障時各職能部門相互推諉扯皮問題,造成智慧社會長期維護主體缺位。

  其次,在投資與收益回報方面,由于信息基礎設施的快速更新換代、網絡安全管控的高額成本需求等,使得智慧社會的運營維護需要長期和大規模的資金投入,而回報收益率卻難以保證。與此同時,當前我國智慧領域普遍采用的地方政府和社會融資的PPP模式,在融資平臺設立、定價機制和還款方式等方面仍有待完善,這無疑會加劇智慧社會運營維護過程中的融資風險、回報率、收益保證的復雜性,導致多數投資單位因不愿意承擔巨大風險而卻步。

  最后,在績效考核與評價方面,智慧社會建設尚處于探索和試點階段,有關運營維護階段的考核方法和評價指標尚未開始構建,這可能導致智慧社會繼續重蹈覆轍,出現類似于其他智慧領域因“重建設、輕運營”所導致后期運行失效的問題。

  ⒉技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風險

  技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風險是指在智慧社會運營維護過程中,由于相關技術自身發展水平限制、技術安全可控性不足等因素導致智慧社會無法健康平穩運行所產生的風險。

  一方面,當前我國智慧技術發展水平尚未成熟,尤其表現為網絡覆蓋范圍還未實現互聯互通,大數據的利用仍停留在初級階段而非全面系統的整合,甚至當前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也只是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可見智慧技術發展水平與智慧社會所要求的萬物感知互聯、深度智能應用之間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為全天候智能化感知回應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需求,必然要在全社會覆蓋基于攝像頭、傳感器技術、數據處理技術等各類智能設備的“無處不在的網絡”,如此龐大的網絡系統一旦出現技術故障或受到黑客攻擊,不僅將對國家的信息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和挑戰,同時也會給公眾帶來“隱私缺失”的隱形風險。

  ⒊信息滲透導致的文化沖突風險

  已有研究指出,“智能社會必將一網攬盡全球,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以及徹骨浸透的文化價值倫理,都將在智能革命帶來的新一輪全球一體化浪潮中被沖得七零八落,地域性、文化圈和歷史傳統藩籬都會被萬物互聯、人工智能以及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拋到腦后”[18]。在這一背景下,以基于“數字化”和“虛擬化”的生產生活為載體的新文化形態逐漸形成,它在推動人們不斷反思傳統的占據主流地位的文化價值的同時,也將無形中極大地擴充人類的文化價值體系。

  然而,由于社會文化的變遷存在滯后性,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文化與新文化形態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即基于大眾傳媒、強調思想傳播單一化的傳統文化,與基于新網絡技術、強調多元互動的新文化之間,在一定時期內既無法相互融合也無法彼此替代。這既無助于提高公眾對智慧社會發展的興趣和熱情,也無助于增加公眾的社會歸屬感。

  四、智慧社會建設風險防范

  智慧社會建設風險研究的重點任務并非僅對風險要素進行完整識別,而是要在深入分析風險要素的基礎上形成有效管理和干預風險的方法,用以從根源上防范和規避風險。具體而言,為全面有序地高效防范我國智慧社會建設的風險,主要應考慮構建系統協同的風險管理體系、有效把握風險防范重點、積極化解風險防范難點等策略建議。

  (一)面向智慧社會建設風險因素,有針對性地構建系統協同的風險管理體系

  一方面,隨著智慧社會建設的逐步推進,風險防范和規避難度不斷加大,要加強制度機制和政策體系、技術和資金等資源在智慧社會風險管理領域的分配,強化智慧社會風險管理的內部系統建設。

  另一方面,建立風險管理體系的實施與運行主體——風險管理組織,由其在聯合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公眾等多元主體力量的基礎上,對智慧社會風險管理規劃、過程控制以及風險管理績效評價等進行統籌,實現風險管理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溝通協調的常態化、規范化和制度化,提高智慧社會建設風險管理的系統性和協同性。

  (二)順應智慧社會建設不同階段的風險演進規律,有效把握風險防范的重點

  基于項目全生命周期的視角,智慧社會建設在戰略規劃階段、建設實施階段和運營維護階段的風險因素各不相同,因此風險防范的側重點也要隨著智慧社會建設周期階段的演進而適時調整,表現為從關注“戰略全局設計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到整合“經濟社會系統的技術、資金和人才等資源要素”,再逐漸轉向保證“智慧社會系統建成之后的健康平穩運行”。

  (三)關注智慧社會建設的關鍵性難題,積極化解風險防范的難點

  智慧社會作為大數據、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網絡信息技術發展背景下的社會新形態,在其建設風險防范過程中,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法規政策體系缺位、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建設標準規范缺失、技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都是難點所在,要加以重點研究和突破。具體措施包括:

  第一,在價值理念的技術導向性方面,要堅持以人為本,立足于智慧社會建設的應用效果。智慧社會的核心價值在于“以人為本”,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在線參與、民意調查、聽證制度等多種渠道加強政府部門與社會公眾之間的溝通和互動,實現公眾自下而上的參與,發揮人在智慧社會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另一方面,智慧社會建設任務要立足于公眾的實際需求,提高公眾對智慧社會的認同感和滿意度。

  第二,在法規政策體系缺位方面,首先要加強智慧社會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尤其是要積極推動基礎性信息安全法律體系的構建進程,對物聯網的信息感知邊界、數據的“云存儲”規則、個人隱私保護、信息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等做出明確的立法規定;其次,要完善政策支撐體系,包括規范智慧社會建設主體及其運作程序的基礎性政策,有關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問題的核心性政策,以及在資金籌集、人才引進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具體運作性政策等。

  第三,在組織協同的不確定性方面,要不斷優化和創新組織協同機制,在國家層面設立智慧社會建設領導小組發揮全面統籌協調作用,在地方層面整合相關職能部門、推行為智慧社會建設提供“一站式”服務,最終在整個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形成基于不同區域、不同政府部門和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的“橫向融合、縱向貫通”的協同合作機制。

  第四,在建設規范標準缺失方面,首先要結合不同區域智慧社會的建設情況,分析當前智慧社會建設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要素智慧互聯和智慧服務等方面的主要問題,研究制定針對具體問題的建設標準,用以實現全國范圍內智慧社會建設內容的規范和統一;在此基礎上,構建基于國家標準的智慧社會建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第五,在技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要積極構建全方位的深度安全防御體系。一方面要從宏觀上對智慧社會系統安全域進行劃分,針對各安全域的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的安全防范策略,并采用網絡隔離技術對各安全域的邊界加以防護;另一方面,要從微觀上實現關鍵網絡信息安全技術的突破,并構建基于智慧社會技術架構(一般包括感知層、數據層、應用層和交互層等)的分層級的信息安全體系,提高對技術風險的自主防范能力。

  五、結語

  智慧社會建設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甚至多數國家嘗試通過發布戰略規劃、制定法規政策等多種形式促進智慧社會的建設進程。然而,智慧社會是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網絡信息技術創新應用與社會轉型發展深度融合的產物,其建設過程既是一項涉及要素復雜、應用多樣和不斷演化的長期而艱巨的系統性工程,同樣也潛藏著巨大的風險。盡管智慧社會的風險研究并未被忽視,但現有文獻偏重于從靜態的視角分析智慧社會建設面臨的狀態風險,對智慧社會建設的過程性風險關注不足。

  本文基于全生命周期視角,將智慧社會建設過程劃分為戰略規劃階段、建設實施階段和運營維護階段,并據此分別探討智慧社會不同建設階段所面臨的潛在風險。既深化智慧社會建設風險研究領域的內容,同時針對當前方興未艾的智慧社會建設熱潮,從整體上識別智慧社會建設各階段的風險表現,將有助于我國政府部門對智慧社會建設的未來預期有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

  刊載于《電子政務》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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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xuxia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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